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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四方面军原总政委陈昌浩,1955年授衔时未获任何军衔,1967年吞药自尽;他的三个儿子,一个搞核潜艇,一个造汽车

一九五五年十月,北京西城绒线胡同。 编译局那栋灰砖楼里,陈昌浩收到了一封信。 信封上贴着八分钱邮票,寄信地址是南京军事学院。他拆开看了一眼,折好,放回信封,塞进抽屉。 然后戴上眼镜,继续看桌上的译稿。 那天下午,局里有人从外面回来,手里拿着一张报纸,上面印着授衔名单。办公室里几个人凑过去看,念出声来——谁谁谁是上将,谁谁谁是大将。 陈昌浩没凑过去。他端着搪瓷杯喝了口水,低头改稿子。 名单上的人,他

编辑部 2026-10-27 阅读约5分钟
红四方面军原总政委陈昌浩,1955年授衔时未获任何军衔,1967年吞药自尽;他的三个儿子,一个搞核潜艇,一个造汽车

问鼎国际整理如下:

一九五五年十月,北京西城绒线胡同。

编译局那栋灰砖楼里,陈昌浩收到了一封信。

信封上贴着八分钱邮票,寄信地址是南京军事学院。

他拆开看了一眼,折好,放回信封,塞进抽屉。

然后戴上眼镜,继续看桌上的译稿。

那天下午,局里有人从外面回来,手里拿着一张报纸,上面印着授衔名单。

办公室里几个人凑过去看,念出声来——谁谁谁是上将,谁谁谁是大将。

陈昌浩没凑过去。

他端着搪瓷杯喝了口水,低头改稿子。

名单上的人,他认识一大半。

徐向前,元帅那一栏,排第八。

四方面军总指挥,跟他搭了四年班子。

一个管打仗,一个管政治,从鄂豫皖打到川陕,从川陕打到懋功。

陈赓,大将。

当年在鄂豫皖也待过一阵子。

许世友、陈锡联、陈再道、王近山……上将、中将、少将,一长串。

这些名字,当年都在他手底下干过。

红四方面军最盛的时候八万人,花名册他闭着眼能背出大半。

现在这些人肩膀上扛了星,他桌上只有稿纸。

有人替他不平。

他摆摆手,说组织有组织的考虑。

这话不是客套。

一九五五年授衔条例写得明白,脱离军队系统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,不参加评衔。

他一九三九年就走了,去了苏联,一九五二年才回来。

回来安排到编译局,编制在地方,不在军队。

程序上没问题。

但程序背后的事,比程序本身沉得多。

陈昌浩是湖北汉阳人,一九〇六年生。

汉阳那地方在长江边上,码头多,船多,南来北往什么人都有。

他家里条件一般,读书还算用功,后来考进武昌的高校。

一九二六年入党,二十岁。

那会儿国共还在合作,北伐打得热闹。

他在武昌搞学生运动,写传单,组织集会,干劲足。

后来大革命失败,白色恐怖,他转入地下,继续干。

一九三一年,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成立。

二十五岁的陈昌浩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。

二十五岁,搁现在大学刚毕业没两年。

那会儿他已经管几万人的政治工作了。

四方面军底子是黄麻起义拉起来的队伍,能打硬仗,也有一股子野劲儿。

徐向前当总指挥,管打仗的事。

陈昌浩管政治,管干部,管思想,管纪律。

两个人分工明确,配合还算顺。

队伍从鄂豫皖往外打,国民党围剿一次比一次凶。

第四次围剿没顶住,主力撤出根据地,往西走,翻秦岭进四川,在川陕边上又打出一块地盘。

川陕根据地那会儿,四方面军扩得厉害。

打田颂尧,打刘存厚,打杨虎,胜仗一个接一个。

队伍从一万多人扩到八万多,枪多人多,底气足。

陈昌浩在队伍里威信不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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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部下后来回忆,说他讲话干脆,不绕弯子,湖北口音重,喊口号的时候嗓门大。

打仗的时候腰里挂把手枪,灰布军装穿到底。

一九三五年六月,懋功会师。

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,走了八个月,到了四川懋功。

四方面军派人去接,陈昌浩站在队伍前面,迎接中央红军。

两支部队碰头,场面热烈。

但底下的心思不简单。

一方面军人少,装备差,一路打过来疲惫不堪。

四方面军人多枪多,张国焘手里有八万人,说话底气足。

北上还是南下,争得厉害。

陈昌浩是总政委,位置摆在那儿,开会得表态,决策得参与。

后来张国焘闹分裂,四方面军被裹在里面,陈昌浩脱不开干系。

这段历史后来成了他身上一道箍。

但真正把他压垮的,是西路军。

一九三六年十月,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。

过河的部队包括红三十军、红九军、红五军,总共两万一千多人。

过河之后,计划变了。

宁夏战役计划搁置,部队改编成西路军,任务改成打通国际路线,往西去新疆接苏联援助。

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,徐向前是副主席。

河西走廊那个地方,南北两山夹一条窄道,戈壁滩上没遮没拦。

马步芳、马步青的骑兵在那儿经营多年,地形熟,来去快,打起来占了天大的便宜。

西路军缺弹药,缺补给,伤员没地方送。

冬天零下二三十度,很多人身上还穿着单衣。

高台一仗,红五军几乎打光。

军长董振堂战死,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战死。

守城的部队从军长到士兵,大部分倒在城墙上。

倪家营子打了四十多天。

白天扛冲锋,夜里修工事。

子弹打完了上刺刀,刺刀弯了捡石头。

伤员没药,用盐水洗伤口,用破布条包扎。

求援电报一封接一封往延安发。

中央那边也困难,援军始终没到。

打到一九三七年三月,石窝开会。

部队剩下不到三千人。

会议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队,回陕北向中央汇报。

剩下的队伍分成几路,就地打游击。

陈昌浩走的时候带几个警卫员,化装成老百姓,走小路绕关卡,往东走。

祁连山的雪很深,一脚踩下去没到膝盖。

走到延安的时候,他三十一岁。

回去之后,第一件事是写检查。

西路军的账算在他头上,他是主要负责人,责任推不掉。

检查写了一份又一份,剖析这个分析那个,写得细,写得深。

但写得再细,高台城外的尸体回不来了,倪家营子冻掉脚趾的兵回不来了,祁连山里打散的队伍回不来了。

胃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。

身体不好,心情也不好。

一九三九年,组织安排他去苏联治病。

走的时候以为几个月就能回来。

结果去了十三年。

到莫斯科先疗养。

没两年苏德战争打起来,战火往东烧,莫斯科待不住,往南撤。

撤到中亚的塔什干,在那儿住了下来。

塔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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